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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数字化区域洞察:东亚地区的数字化飞跃

2026.02.13 39

高等教育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准备度是决定机构是否能够有效适应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自2023年以来,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区域办事处、一类机构、国际组织、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等,分别开展了面向全球南方十一个次区域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系列研究,尝试厘清各区域高等教育数字化进程,了解人工智能融入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问题与需求。本系列文章将回顾报告研究成果,期以在人工智能持续重塑高等教育生态的当下,为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提供知识指引。


数字化革命正引领高等教育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东亚地区凭借充满活力的技术生态,站在这场转型的前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UNESCO-ICHEI)联合发布的《东亚的数字化飞跃:高等教育转型的区域综合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日本、蒙古国和韩国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政策、实践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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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高等教育生态与挑战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从中国、日本、蒙古国到韩国,多样的政治结构、活跃的经济面貌与先进的技术能力,共同勾勒出这里独特而多元的教育生态。


近年来,东亚各国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的毛入学率在2022年已达到96.4%,蒙古国也实现了71.5%(2022年)的覆盖率,日本与中国分别为59.6%(2021年)和64.6%(2022年)。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与学子迈向更广阔未来的脚步。

然而,繁荣的表象之下,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高等教育问题。日韩等国日益显著的人口减少趋势,开始动摇部分高校的招生基础,尤其是偏远地区的院校,生存压力悄然增加。而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许多毕业生所掌握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错位。青年失业问题,折射出教育体系与就业市场间的缝隙。


此外,教育公平的课题依然萦绕不去——城乡之间的资源差距、公立与私立院校之间的分配不均,都在无形中加深着社会经济的裂痕。资金压力、国际化进程中的质量保障,以及传统教学模式的惯性,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牵制着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步伐。


挑战虽在,方向亦明。东亚各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同一个未来——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展在线教育的覆盖、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学质量,东亚正努力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高等教育体系,让教育的光芒照进更多角落,也为未来铺就更加宽广的道路。


政策引领:构建国家数字战略框架

东亚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清晰而有力的政策引领。各国正以国家层面的数字战略为蓝图,为未来教育铺就坚实的制度基础。这些战略不仅勾勒出转型的路径,更注重让技术创新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让教育变革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


在中国,“数字中国”战略与“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双轮驱动,着重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目标直指教育现代化与更大范围的教育公平。视线转向日本,其“超智能社会5.0”的愿景将数字化转型置于社会核心,通过“GIGA学校计划”为学生全面配备数字设备,让个性化学习触手可及。韩国则通过“数字新政”与人工智能教育联盟,聚焦于数字时代人才的培养,积极搭建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桥梁。而在蒙古国,“E-Mongolia”计划与“远景2050”长远规划,正致力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借助开放教育资源,让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拥抱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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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融合与开放共享系统项目的概念框架


这些顶层设计并非空中楼阁,它们都配备了相应的落实机制。无论是中国的集中统筹、日本的分散协同,还是韩国的教育部主导模式,都在努力确保资源有效投放与标准统一。此外,蓬勃发展的公私合作与区域协作网络——例如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正为这些政策注入更多活力。通过资金共享、技术互通,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得以更紧密地融入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共同指向一个更智慧、更包容的未来。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

走进东亚的大学校园,数字化的痕迹已悄然遍布每个角落——从云端到课堂,从管理到体验,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转型正在这里生根发芽。各国以各具特色的路径,共同构建起一个层次丰富、互联互通的数字教育生态。


高速网络是这一切的基石。中国高校正快速铺开5G网络,日本通过“GIGA学校计划”让每间教室都接入稳定的Wi-Fi,韩国凭借全球领先的宽带基础持续升级,而蒙古国也在稳步将网络延伸至辽阔的农村地区。连接,首先让距离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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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信通技术发展指数


学习管理系统已成为教学的核心舞台。在中国,既有国际通用的Moodle,也有北师大“畅课”这样的本土平台;韩国延世大学的“LearnUs”集云存储与个性化学习于一身;日本高校后来居上,加速推广数字教学;蒙古国则灵活运用Microsoft Teams和Google课堂,支撑起灵活的混合教学模式。屏幕之间,知识自由流动。


在后台,数据中心与大数据分析默默支撑着科研创新与校园治理。北京大学的“未名一号”高性能计算中心、蒙古科技大学的UNIMIS系统……这些看不见的“智慧大脑”,让数据真正为教学与管理赋能。


而走进如今的“智慧校园”,技术已深深融入学习体验。北京师范大学的全息互动智慧教室、沉浸式线上线下融合课堂,让抽象知识变得可触可感;首尔大学的VR工作室能模拟极端环境,提升实践教学的真实感;香港教育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则通过自研的大语言模型聊天机器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术在这里,是启发而非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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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的全息互动智慧教室(左)和沉浸式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智慧教室(右)


此外,慕课平台的普及(如中国的“学堂在线”、韩国的K-MOOC)打破了校园围墙,区块链技术为学历认证带来可信与便捷,共同推动高等教育走向更灵活、更高效、更开放的未来。数字生态不止于工具升级,更是一场关于学习形态的重塑。


师生数字能力:转型的核心

教育数字化的浪潮中,真正决定转型能否落到实处的,是屏幕前的“人”——教师与学生是否具备与之匹配的数字能力。这不仅是技术使用的熟练度,更是一种融合思维、伦理与创新的综合素养。在东亚,各国正通过系统的框架与培训,试图为师生装上迎接未来的“数字翅膀”。


国际上,教科文组织与欧盟的数字素养框架为地区提供了重要参照。但具体到课堂,每个国家都面临独特的现实。


对教师而言,从“会用”到“善用”仍有长路要走。中国推出了系统的《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从数字意识覆盖到技术应用,但在真实教学中,将技术深度融入课程设计的能力仍待加强。在日本,尽管多数教师接受过ICT培训,却只有约28%感觉“准备充分”,折射出培训与实际课堂需求间的落差。蒙古国的教师几乎人人使用笔记本电脑,但复杂数字工具的应用却不多见。韩国则选择聚焦前沿,通过人工智能教育联盟着力培养教师的AI教学能力,并将数字素养与职业发展直接挂钩,激励教师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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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的网络安全实验室


学生这一端,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一代似乎天生亲近技术。中国将数字技能融入基础教育课程,韩国学生能娴熟穿梭于各类在线学习平台。但在日本,学生的信息鉴别与伦理素养仍需加强;蒙古国学生虽然自评数字能力较高,实际参与慕课等深度学习的比例却不高,说明他们还需要更多引导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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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个人互联网使用率和家庭互联网接入率


挑战依然清晰可见:数字鸿沟带来的能力差异、城乡校际之间的资源不均、技术应用中的伦理意识薄弱……这些都在提醒,转型不能仅停留在设施层面。为此,各国正在通过专题工作坊、系统在线课程以及校企合作项目,努力缩小差距,让每一位教师与学生不仅能接触技术,更能善用技术,真正实现教学创新与个性化学习的可能。


国别实践亮点

东亚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每一所高校、每一位师生在真实场景中的探索与实践。在东亚国家中一幅幅生动而各具特色的创新图景正在展开。


中国在慕课(MOOC)领域的突破尤为亮眼。“学堂在线”等平台已累计提供数万门课程,学习人次突破5.4亿。在“双一流”建设等政策推动下,慕课逐渐与高校学分体系对接,尝试走通“在线”到“在校”的路径。尽管仍面临课程质量不一、完成率不高等挑战,但其规模与模式,已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数字教育样本。


视线转向日本香川大学,一场自下而上的转型正在发生。以“Digital ONE”战略为核心,学校通过敏捷开发和无代码工具整合多校区管理,提升运营效率。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设立的“数字化转型实验室”——学生不再只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用数字工具解决社区真实问题的参与者。这种“从做中学”的模式,让转型真正扎根于校园生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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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川大学的 Digital One 战略


韩国则将重点放在了“点燃教师的力量”。通过人工智能教育联盟与政策实验室,韩国系统性地构建《教师人工智能与数字能力框架》,并将AI工具深度融入职前培训。其目标明确而富有远见:不是用技术取代教师,而是推动一场“由教师引领的课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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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人工智能与数字能力框架》


而在资源与地理条件面临挑战的蒙古国,转型之路体现着务实与韧性。以国家“E-Mongolia”计划为依托,蒙古科技大学等高校自主研发如UNILIS等在线学习系统,并积极探索区块链在学历认证中的应用。尽管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仍存短板,但通过持续的国际合作与本地创新,教育的包容性正在一寸寸向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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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立大学开发的虚拟助手“Andaa”界面截图


这些生动的实践背后,是政策、技术与本地化智慧的结合。它们或许路径不同,却共同揭示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数字化转型,始终是关于“人”的转型——在屏幕与代码之间,教育的温度与深度,依然清晰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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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只有构建系统性的支撑体系,才能真正推动教育在智能时代的深度转型。


政策与治理

推动传统课堂、远程教学与混合式学习三种模式并行发展,搭建统一且开放的数字教育平台,将数字化转型明确提升至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清晰的国家级指导方针与实施路线图。关键在于建立权责分明、贯穿各层级的数据治理与网络安全框架,为教育数据的合规、安全与创新应用奠定基石。


数字基础设施

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师生都能公平、可负担地接入高速互联网并获取必要的数字终端设备。应加大对高质量、本土化开放式教育资源(OER)的公共投资与推广力度,从根本上缩小因地域和经济差距造成的数字鸿沟。


数字能力建设

对教师开展持续、系统且以教学实践为导向的数字技能培训,并同步将批判性思维、数字素养与人工智能通识深度融入学生课程体系。同时,应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一线教师积极参与AI教育工具的设计、试用与反馈,推动技术工具真正贴合教学需求。


教学法与评估

倡导以教育为本、伦理先行的方式将人工智能融入教学全流程,利用学习数据分析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支持。这需要投资建设或升级先进、易用的学习管理系统(LMS),使其成为支持教学创新与科学评估的核心平台。


数字合作

数字化转型非单一机构所能完成,需要推动政府、高校、私营科技企业及国际组织之间形成稳定的伙伴关系。通过共建平台、共享资源、共研课题与交流最佳实践,凝聚跨部门合力,加速创新解决方案的孵化与规模化应用。


关于作者

这项调研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联合研究由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UNESCO Regional Office for East Asia)与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UNESCO’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UNESCO-ICHEI)合作开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成立于1984年,负责朝鲜、日本、蒙古、中国和韩国五个东亚国家的项目和工作。办事处致力于寻求并实施在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多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解决方案,帮助各国实现其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教育议程的承诺。